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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了無人簽字?賬戶有錢卻不能救命?人走了財產無人做主?對于獨居一族來說，這也許并非遙遠的假設，而是繞不開的“靈魂之問”。
3月21日，2025年度《中華遺囑庫白皮書》數據顯示，空巢老人占立遺囑人群的比例達61%，孤寡老人占5.09%，傳統家庭監護模式因子女異地、親屬疏離等問題面臨諸多挑戰。當前，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突破3億，無子女家庭、失獨家庭、老殘一體家庭的監護需求日益迫切。中華遺囑庫項目辦相關人士指出，空巢老人等群體的財產問題、監護問題、繼承問題，已成為社會焦點。
個案
“有錢不能救命”，從“蔣女士之痛”看系統性缺失
去年10月，46歲的獨身蔣女士因突發腦出血昏迷后，醫療決策因無人簽字而一度受阻；她身故后數百萬元資產的處置也一度陷入程序艱難。“有錢不能救命”的個案，刺痛了社會神經。當生命與財產無人托付，如何為數量龐大且日益增長的獨居群體，構建一道可靠的安全堡壘?
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在一份提案中指出，目前，我國獨居群體所面臨的醫療決策無人代理、失能失智照護缺失、財產失管及身后事務無人處置等監護缺位風險已從個體困境演變為系統性社會問題。針對獨居群體的監護困境，孫潔呼吁完善頂層設計，構建“政府部門+公益組織+商業主體”多層次的保障體系。
數據
獨居人口規模破億，不再只是“老年專利”
南都記者注意到，多個不同口徑的統計，佐證獨居人群的“水漲船高”。民政部、全國老齡辦發布的《2024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顯示，截至2024年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已超3.1億。《第五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基本數據公報》顯示，全國獨居老人比例已達14.2%。此前民政部與北京市老齡協會的調研顯示，近80%的老年人擔心出現突發疾病或意外時，無人料理緊急醫療救治、身后事等相關事務。
實際上，獨居也并非老年人“專利”。按照2023年中國統計年鑒，根據全國家庭戶口抽樣調查數據，“一人戶”的占比約為16.77%。除老人之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開始選擇獨居。貝殼研究院的《新獨居時代報告》也顯示，截至2024年，中國獨居人口規模已達1.23億，其中年輕人居多。報告預測到2030年，我國獨居人口數量將達到1.5億至2億人。
那么，伴隨獨居或單身人口比例增加，他們的醫療決策、失能照護、財產管理乃至財產處置權，該由誰來做主?他們對情感慰藉、人格尊嚴等更高層次的需求誰來滿足?
困境
醫療危機救治，無人簽字的知情同意書
“在我們大量的醫療實踐之中，因獨居、無家屬導致的手術和急救中的醫患溝通不暢和知情同意權落實困難的情形并不罕見，具體表現在手術知情同意書無人簽字、最終的手術決策完全沒有考慮患者本人的意愿。”北大醫療集團首席醫療官兼醫療管理部總經理劉宇告訴南都記者，這種現象有越來越增加的趨勢，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難點問題。
劉宇坦言，按照民法典的相關規定，醫院有基于法律底線的解決方案，可以確保病人的急危救治不中斷，但這絕非理想解決方案，因為醫院在替患者做決定時是基于醫療行業的通識認知，而非具體這位患者的本人意愿。在患者本人因病失去表達能力并且缺乏適格的監護人時，醫院當下基于法律底線的解決方案實際上忽略了患者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尊嚴。雖然目前的法律和倫理都主張尊重患者本人的自主決定權利，但由于缺乏一種將患者的自主意愿轉化為臨床決策的操作機制導致患者的權利無法落實。
去年11月在北京舉辦的第四屆遺產管理人高質量創新發展交流會上，蘇州鑫橋傳承咨詢事務所聯合創始人胡筠悅則指出，現行民法典繼承編以血緣和婚姻為繼承權基礎，導致不婚人群在遺產管理人選任上面臨比有配偶或子女者更復雜和特殊的困境，尤其是無子女的群體，缺乏“天然”或法定的遺產管理人。
風險
“失能、失智、身后”出現制度性不適、服務性缺失
該如何客觀審視獨居者現象和背后潛藏風險?有相關行業專家向南都記者梳理分析，獨居現象從個體悲劇演變為普遍的社會性焦慮與治理課題，獨居者的風險貫穿于“失能、失智、身后”的全過程。
從具體表現看，醫療決策“無人簽字”:突發疾病時，因無法定監護人或意定監護人身份不被認可，導致救治延誤；失能失智“無人照護與監督”:喪失行為能力后，日常生活照料、醫療護理缺乏可靠執行人與質量監督者，人身權益易受侵害；財產事務“無人管理”:銀行賬戶、保險理賠等因本人無法操作而凍結，基本生活與醫療支付渠道中斷。身后之事“無人料理”:殯葬事宜無人負責，遺產處置陷入僵局或收歸國有，個人意愿無法實現。此外，要特別關注一個前置且高頻的痛點:緊急救援救助的缺失，往往因無人及時發現而錯過黃金搶救時間。
在業內的共識中，當傳統的家庭支持網絡因少子化、空巢化而弱化甚至斷裂時，現行社會運行機制在醫療決策、財產管理、人身照護、身后事務等關鍵環節，出現了“制度性不適”與“服務性缺失”。
破題
意定監護盲區與“信托+監護”探索
直面獨居現象之痛，記者注意到，全國政協委員孫潔在提案中一個頗具前瞻性的亮點，是鼓勵保險公司等商業主體積極參與服務供給。孫潔建議，充分發揮保險公司等商業主體在長期資金、風險管理、醫療養老產業布局上的專業優勢，允許作為意定監護人或通過委托代理、提供定制化服務等方式，重點滿足獨居群體在醫療決策、失能失智照管、財產管理及身后事務處理等方面的復合型需求，填補普惠性公益服務的供給盲區。
上述提案中涉及的“意定監護”，成為修復“盲區”與填補“真空”的關鍵制度。按照行業定義，意定監護是一種“事先監護”，指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與其近親屬、其他愿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事先協商，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民法典引入意定監護制度，充分體現出該制度的重要價值。
而在一些檢察專家看來，面臨結婚率、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等情況時，不想結婚的人士可以通過意定監護的方式為自己提供保障。而老人也可以通過盡早確立監護人的方式實現“老有所養”。
對于上述社會普遍性難題，業內專業機構也在未雨綢繆探索破題之路。其中，“信托+監護”成為一種路徑。
記者從業界了解到，72歲的獨居退休醫生秦女士(化名)日前選擇了中國外貿信托有限公司作為信托受托人，將其一部分資產置入信托，讓信托公司進行獨立、安全的專業化管理，并嚴格按約定支付各項養老費用，信托成為一道“金融防火墻”。與此同時，北京某研究服務中心作為意定監護人和委托代理人，負責其生活照料、醫療救治、養老機構選擇等一切人身相關事務的決策與執行。通過一系列金融和法律安排，秦女士嘗試為自己的晚年生活構建起一張覆蓋緊急醫療、長期照護與身后事的安心保障網。
而早在2023年，國內首單“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監護+機構監察人”也頗有看點。據悉，該信托的委托人C女士，時年75周歲，其女兒因罹患精神類疾病被法院認定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C女士面臨著“我走了，孩子怎么辦”的現實焦慮。C女士以200萬元作為初始信托財產在另一家金融機構設立信托，本人及其女兒共同成為信托受益人，并設置“機構監察人+意定機構監護人”的雙監督機制，提供雙重保障。
實踐
探索“保險+居家養老”模式
構建六位一體“尊嚴保障網”
實際上，保險機構或才是破解監護困境、參與多層次保障體系的中堅社會力量。據記者觀察，當前國內各大頭部保險機構正著力探索“保險+居家養老”模式，通過整合醫療資源、康復護理資源和適老化改造服務乃至金融服務，做好“養老金融”大文章。
這篇“養老金融”大文章背后，如何構建服務更豐富更人性化的監護服務體系，同樣是保險同業的“必修課”。
“從制度契合到能力匹配，保險機構有天然優勢。”平安人壽總經理史偉玉向記者分析，保險業在破解獨居者“監護困境”方面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是參與多層次保障體系構建的關鍵社會力量，其核心優勢并非簡單的資金賠付，而在于其獨特的制度內核與綜合能力。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做好獨居老人、失能失智等困難群體的關愛幫扶。對于商業保險機構來說，構建監護服務產品體系該如何實踐?
史偉玉進一步闡釋并建議，金融保險機構可從六大領域深度參與，構建中國特色的獨居者尊嚴保障體系。其一是聯合國內法學及相關領域專家，積極參與法律協議創新與效力攻堅，為從法律實踐層面解決“簽得了，行不通”的核心堵點貢獻力量。其次是為特定情況提供資金支付保障機制，當觸發約定條件(如失能)時，依據協議，履行醫療費用直付、護理費用支付等職責，解決“有錢不能用”的困境。第三是醫療決策支持與緊急救援響應，做個人生命健康權的忠實代言人。第四是失能失智期的專業照護與權益監督，一旦發生照護不達標或侵權事件，依授權代表客戶進行交涉，防范類似大連杜老先生案例的悲劇重演。第五是提供身后事務解決方案，涵蓋從臨終關懷到身后事料理的全流程，避免上海蔣女士身后事的處置困境。
在史偉玉看來，還需要開展全社會“生命尊嚴規劃”理念的倡導教育，這是最具深遠意義的領域。最終通過“法律效力保障+金融事務執行+醫療資源協調+實體服務監督+緊急救援響應+理念普及教育”的體系，為億萬獨居者編織一張“尊嚴保障網”。
“保險行業應聚焦獨居、失能老人等群體痛點，以產品創新與服務升級雙輪驅動，將專業能力轉化為群眾可感知、可獲得的養老保障。”站在保險資源整合平臺角色，騰訊微保產品負責人也表態認為，未來將聯動保險公司開發適配獨居、居家場景的保險產品，協同生態伙伴，深化“保險+養老服務”融合，補齊普惠養老短板。
從意定監護的制度破冰，到“信托+監護”的模式探索，再到保險機構六位一體服務體系的構建，一張覆蓋醫療決策、人身照護、財產管理與身后事務的“尊嚴保障網”正逐步成形。毫無疑義，唯有政府、市場與社會機構協同發力，才能讓每一個獨居者老有所依、病有所托、去有所歸。 香港二四六開獎免費資料
南都調研 總第910期
采寫:南都記者 盧亮